1949年8月为了解放华南地区，原来的是香港分局改为华南分局，归属中南分局领导。
华南分局的第一书记是花帅、第二书记是张云逸、方方是第三书记。
他们三个人有个共同特点都是广东人，但是除了方方一直活跃在广东，花帅和张云逸一直在外边。
所以有些人喜欢根据籍贯来划分“派别”，多多少少是有点不那么理智。
花帅辞了北平市长南下后，为了全面解放广东，方方带着华南分局的人和南下大军（四野）在赣州开了几次会。
开会的时候，方方就咨询花帅怎么处理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关系？
花帅表态，怎么处理你们自己去沟通，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团结。
经历过长期地下斗争的方方不仅认识到，当地干部在经验和觉悟上和外来干部的差异，也明白外来干部相较本地干部天然带有不受乡情乡谊束缚的巨大优势。
更重要的是，方方明白外来干部代表的是谁的意志。
所以他就在会上表态，有些人说广东人排外，纯粹是瞎扯，现在许多广东的干部都是外地干部。
并且承认虽然华南武装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毕竟是游击队，如果没有南下大军，单凭华南武装解放广东最少还要三年，并且广州这样的大城市能不能解放还要另说。
就是方方的这个表态，导致了后来南下干部和本地干部对“谁解放的广东？”产生了分歧，这是他始料未及的。
因为谁解放了广东，涉及到广东解放后的政治格局偏向谁。
广东解放后，有八成的南下干部都在广州，而本地干部基本上都在基层，维持机构的正常运转和负责具体政策的落地。
因为南下干部和当地干部的成长经历和革命经历不同，在南下干部眼里，这些说粤语、客家话、潮汕语的地方干部是“山头主义”和粗鲁的象征。
而在本地干部眼里，这些北方人只会冒皮皮，对广东的实际情况根本不了解。
即便是本地干部和外来干部有这样的矛盾，但这并不是广东反地方主义的原因。
因为这个矛盾不光是广东有，全国各地的新解放区都有这样的矛盾。
广东反地方主义的根本原因是发生了抗美援朝这一事件。
不光是广东的反地方主义，陶铸接任张云逸负责广西剿匪，完成剿匪任务后陶铸紧着主政广东也和抗美援朝息息相关。
广东解放之后，首要的工作任务是整顿社会秩序。
而当地干部没有城市管理的经验，南下干部也没有当地干部了解广东当地的实际情况。
所以当时的格局是方方和南下干部在省委，当地干部被鼓励回到他们熟悉的乡村。
在广东八个地委一共455个县委委员，有85.39%的当地干部，其中作为广东历时最久、根基最深的老区东江地委，47个县委委员全部是当地干部。
在海南局势稳定后，花帅主持召开了广东的土改会议，为广东的土改定了调调。
考虑到广东的特殊性，消灭地主阶级、满足贫雇农土地分配利益。保护华侨土地,要求今年不动富农，并要求各地搞通思想,熟悉环境。
但是广东的这个调调和中南局的征收富农出租土地的做法有点冲突。
土改的意义无需多言，但是让广东和华北一样进行疾风骤雨般的土改，当地干部出现了抗拒。
但是南下干部不存在当地干部的顾虑。
除了我们上边提到的，南下干部不受乡情乡谊束缚的影响外，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华北解放区就是这么办的。
在这样的背景在，方方发出了“初到一个地方工作，必须进行调查研究，要懂得人家斗争历史”的论调。
方方的这个表态，为后期的反地方主义埋下了伏笔。
土改会议之后华南分局成立了广东土地改革委员会，主任是方方，在兴宁、揭阳和龙川三个县搞试点进行土改。
而当地干部自认而然就成了土改的主要执行者。
试点土改开始后，花帅和方方再次强调广东解放晚，距离老解放区远，缺乏土改斗争经验，因而土地改革必须采取稳步前进的方针，并且确定要在三年内完成土改的目标。
有一说一，根据当时的情况，不能说花帅和方方定的目标有错。
因为当时的战争基本上已经结束，广东具备着华北土改时不具备的条件，能够和风细雨的进行土改。
退一万步来讲，即便是和平土改又能怎样？
但是朝鲜战争的爆发，使广东土改的大坏境发生了改变。
朝鲜战争的爆发不光延缓了解放台湾的步伐，也给东南沿海造成了更大的威胁。
特别是中国参战之后，内部稳定成了上边考虑的唯一因素。
也是这个原因，所以在1950年12月发起了镇压反革命运动。
并且教员指示中南局要加快土改的进程，说出了全国有三个乌龟，一个是广西、另外一个是广东、还有一个是福建。现在广西和福建爬出来，就剩广东了。
很明显教员的意思是广东的土改要加快进度，但是加快土改进度又与广东的实际情况不符。
广东接到指示后虽然把试点从三个县扩大到了十一个县，并且承诺在第二年的春耕前完成，但是同时要求土改工作要避免左倾。
这显然和教员的指示存在分歧。
面对广东和中央存在的分歧，中南局决定要在土改的过程中整顿干部，清理队伍。
摆明了不换思想就换人的态度。
压力从中南局传递到花帅和方方，花帅虽然表态要加强镇压、整编队伍进一步推进土改，但是还是要求要快而稳，保证时序。
方方更是表态广东和华北老区不一样，不要设想在几个月完成十年八年的任务。
很明显中央的政策到花帅和方方这打了折扣。
这个时候中央觉得如果不改变当地干部在广东的主体地位，迅速完成广东土改无从谈起。
也就有了李雪峰代表中南局参加广东的土改会议，在会上表态不但必须依靠大军来领导地方，而且要依靠大军进行地方建设。
会后对当地干部进行系统梳理，大量军转干部替换了当地干部。
原来各地县的主要领导干部都进行了重新调整，县公安局长及人民武装部长全部由军转干部担任，全省的县委书记遭到更换。
其中潮汕专区的专员、地委副书记更是成为了广东解放后首个被双开的地级干部。
因为没在广东自己承诺的在春耕前完成土改工作，教员再次对广东的土改进行批评。
随着刚完成广西剿匪工作的陶铸代表中南局到达广东负责土改工作，开始了对当地干部的全面整顿。
和陶铸一块到广东的还有从河南过来的紫阳，担任广东土改委员会副主任，接任方方的土改工作。
在后边的几年陶铸和紫阳主导了广东的政治走向。
一系列的整顿在教员主持的书记会上达到了高潮，教员批判花帅和方方对土改的态度是广东特殊论。
教员这次的指责导致方方从华南分局第三书记降到第五书记，并且最终被调离广东。
陶铸先是发表了关于土改和反对地方主义问题的报告，指责方方在土改问题上对中南局不够尊重，并且处分了将近七千多名干部。
这次运动导致广东80个县80%主要领导替换成南下干部和大军干部，本地干部担任县委书记的县份都配备了南下干部担任第二书记。
而在省委方面，陶铸和紫阳取代了花帅和方方，陶铸担任广东第一书记，花帅调回北京，不再担任地方职务。
方方不是说要土改要照顾华侨的利益吗？
直接安排去了全国侨联当了副主席。
抗美援朝时期广东的反地方主义对广东来讲毫无疑问是消极的。
但是作为中央来讲，在外部环境急剧恶化的情况下，广东的土改和镇反不允许和风细雨的进行。
中央需要一个稳定的后方支持来自外部的挑战，攘外必先安内在这一时期无比正确。
土改也好，镇反也罢都需要给这个政策让路，即便牺牲广东这块局部的利益。
也正是因为陶铸能够正确的了解教员的意图，并且把教员的意图贯彻下去。
才有了他去广西剿匪，到广东搞土改，甚至运动刚开始后教员也是让陶铸去北京扛大旗，陶铸也才有机会在北京为紫阳在广东的发展保驾护航。
也正是因为外部环境的影响，在危机解除时陶铸对广东的土改工作进行反思和总结，承认自己主导的广东土改存在左倾问题。
在1979年花帅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提到，他回广东开会时还问本地干部有多少。
改开之后，面对日益稳定的外部环境，上边又要求具有更加开拓的地方精神。
老人在画圈的时候，何尝不是另外一种广东特殊论？